欧洲的十字路口：削弱俄罗斯最终削弱了谁？

Club点评：俄乌冲突延宕，乌克兰士兵死亡人数已超过美军在越战的死亡人数，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约三分之一，领土损失18%。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对话特约专家王义桅和博士生段悯农在著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网站发文指出，全球战略失衡是俄乌冲突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冲突也是俄、乌、欧“多输”的体现。冷战思维是热战之源，“绝对安全”造成“绝对安全困境”。国际政治需摆脱“一国安全至上”的冷战思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 

北京对话受权发布中文版，原文链接附后：‍

中国日报漫画｜俄乌冲突两周年：“削弱俄罗斯”最终削弱了谁（2024年2月26日）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战争造成了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对欧洲地缘政治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美官方估计，七万余名乌克兰士兵死于战争，已超过越战期间美军死亡人数；乌克兰损失了约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战争损失程度相当于二战。

战争伊始，西方即对俄施加多重制裁，持续对乌援助。其中，美国对乌军事援助最多，欧盟相关机构紧随其后。然而，援助并未帮助乌克兰取得速胜：乌克兰虽获得“欧洲身份”，然而18%的领土被俄罗斯控制，两国战事已进入阵地战和消耗战阶段。笔者认为，可从战争形态、国际秩序及战争叙事角度出发，得出十条基本的教训。

第一，战争形态与国家发展并非线性演进，新旧形态混合为地区安全再添不确定性。从战争形态观察，虽然网络战、信息战与无人机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西方预想中的对俄高科技“降维打击”远未实现：俄乌冲突仍以常规战争形态出现，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仍以坦克、反坦克武器与第三代战斗机为主，未跳出二战模式。从宏观层面来看，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色的“制度优越论”在俄乌冲突中遭遇挫折，西方国家自居先进，却并未对“集权国家”俄罗斯取得速胜。

 第二，冷战思维是热战之源，“绝对安全”造成“绝对安全困境”。俄乌冲突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冷战思维，本质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冲突至今，约45个主权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援助。截至2024年1月，欧盟机构已向乌克兰提供约840亿欧元援助，美国提供援助约687亿欧元，德国援助约220亿欧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公开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乌克兰的防御战争将岌岌可危”。

 第三，民族矛盾与国家矛盾交织，主权原则与“自主性缺失”的现实之间存在鸿沟。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叙事以冷战记忆甚至二战记忆为背景，将战争表述为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认为是“民主与专制”之争。然而，“民主-专制”的二元叙事难以解释俄乌冲突背后复杂的民族矛盾；冲突更暴露某些主权国家能力缺失、长期受域外大国操纵之实，凸显“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与“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之间的裂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俄乌冲突或可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演进的一个注脚。

2023年11月25日，在乌克兰基辅市，一栋建筑屋顶被无人机碎片击中。新华社发（罗曼·佩图什科夫摄）

其四，西方“菜单式”（a-la-carte）外交仍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为基础。一方面，西方过去常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策划颜色革命，对乌克兰也不例外。这些颜色革命进行的价值观输出遭到反弹，最终损害了欧洲的安全。类似的情况在中东地区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经过俄乌冲突，西方开始重谈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以“去风险”和“新冷战”为外交底色。应看到，欧洲国家“菜单式”价值观本质上缺乏自主性，缺乏对国际政治现实综合、稳定的判断，往往随波逐流，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第五，战时叙事尤为关键，而欧洲的叙事难以服众。冲突伊始，欧洲国家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进行宣传，然而并未动摇俄罗斯民众。究其根本：言论上，西方制度吸引力下降，叙事难以自洽，缺乏说服力；行动上，西方国家各国就能源脱钩、经济制裁以及军事援助等多议题产生分歧，矛盾公开化，难以获得理想的威慑效果；能力上，欧洲各国防务难自主，有评论甚至称，与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相比，“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更依赖美国了”。这些都使欧洲的战时叙事显得底气不足。

德国民众频繁走上街头举行反战示威游行（图由总台记者拍摄）

第六，产业空心化损害防务根基，“脱钩”、“去风险”更不利于和平稳定。战时叙事的核心是实力与道义。俄乌冲突凸显欧洲防务脆弱性，“战略自主”缺乏根基。从现实来看，欧洲军工系统长期废弛，生产难以满足战时需要，难以通过一场战争重新建立；欧洲企业“为数不多的订单流向了美国和韩国”。为加强自主性，欧洲试图与俄罗斯进行能源上的“脱钩”，然而收效甚微，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不降反增，能源成本上升，能源转型再成空谈。能源自主和完整的产业链是重建军工体系的前提，目前看来，欧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七，军事政治集团扩张是地区安全的重大风险来源。作为威慑俄罗斯的工具，北约扩张是导致俄乌冲突最直接的外部因素。乔治·凯南曾指出，“扩大北约将是整个冷战后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可能会激怒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基辛格、米尔斯海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冷战后，北约推进了五轮东扩，而俄罗斯被排除在北约集体防御的范围之外，欧洲安全事实上被分割。在欧安组织失能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安全未得到保障，冲突最终爆发。从现实来看，北约作为军事联盟仅维持了内部和平，却对欧洲整体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第八，从体系层面来看，全球战略失衡是俄乌冲突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应积极纠正。冷战后，全球层面，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缺乏对等的制衡力量；地区层面，欧洲国家大多成为北约成员国，欧洲地区均势随着苏联解体被打破。俄乌冲突应被视为全球和地区政治战略失衡的后果。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应一起努力，为构建新的世界均衡做贡献。

第九，某些国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实践中的双重标准值得警惕。在主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屡次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却在冲突中指责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从历史来看，北约曾和俄罗斯达成和平伙伴协议，然而在数次冲突中忽视俄罗斯的安全需求。在安全威胁面前，欧洲习惯于妖魔化对手，却很少反省自身行为的后果。《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双输”（lose-lose）的论调初步体现出欧洲对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再审视，然而也可以看出，报告仍未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第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持久和平的根本之道，应当弘扬。俄乌冲突是俄、乌、欧“多输”的体现，国际政治需摆脱“一国安全至上”的冷战思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俄乌冲突因背弃“赫尔辛基精神”而起。为化解冲突，各国应重回“赫尔辛基精神”，承认安全不可分割，构建全面、一体的地区安全秩序。

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两年内，冲突已造成近乌克兰境内3万平民伤亡。而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欧洲人支持乌克兰，但只有十分之一受访者认为乌克兰能够获胜；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有必要达成“妥协方案”以结束冲突。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欧洲该如何应对乌克兰（潜在）溃败和特朗普回归“双重前景”对安全构成的严重挑战？面对冲突，欧洲当务之急是加强防务自主能力，长远之计则是转变思维模式，为冲突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英文链接：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wo-years-into-the-russia-ukraine-conflict/

俄文链接：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dva-goda-rossiysko-ukrainskogo-konflikta/